最后一个年代一一关于诗与生命的对谈（上）(18/19)

队、少年儿童，包括预订的材料，全部都没到场，却收到特别意外的效果，因为事先写了新闻通稿给全国媒体发出去，《中国青年报》在头版重点报道了，大概有三十多家包括香港的报纸，全部登出来了，把它称作是中国公共艺术史上的一个创举。

苏：我觉得这是现代主义诗歌的变相形式，是用其他艺术形式彰显你们内心的诗歌情怀。而且还有一点不明白，任何公司都是以盈利为目的的，听下来我觉得你并没有考虑公司经营的层面。

朱：这个我可以说，当时只是想利用这个契机，或者不能说利用，是运用这次艺术行为，目的只是想赚些钱。我们并不是有那么深的感情，实际上也不是搞这个活动来呈现现代艺术活动，是把它当作广告的商业活动，是想通过赞助的方式获得经营的收益。

当初更希望通过理想主义改造社会

苏：你过去是个体的，现在是家庭的和社会的，原来是诗歌的、诗意的、诗性的，现在是生活的、商业的，你在不断贴近中国经济高度成长的时代，并想从中获取一份红利。

朱：这是毋容置疑的。1990年进入商界以后，自己原来学的金融学这种所谓的经济性，包括个人的物质需求，包括对乌托邦的幻灭，已经没有从主观上呈现艺术的想法，就是把它当作一个商业形式。可能孟浪来后，我们身上都有原来所谓的前科，政府认为我们还是在以艺术活动表达不满。

苏：你觉得你自己是背叛了最初的理想还是向生活妥协了？

朱：我认为这两个词都不准确。那场飓风以后包括海子自杀，我当时有着一种特别决绝的态度，就是想跟过去包括诗歌一刀斩断，我想做一个普通的人和正常的人，甚至想把曾经有过对政治的热情，想改变社会的念头一并根除掉。

苏：对政治有热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特点，我的选择是从边缘人，到旁观者，到局外人，现在我希望自己变成空气人，尽一切可能不和社会发生关系。恕我直言，你是一个有政治抱负，或者说有政治野心的人，虽然有些莫名其妙，但我还是想，你可能做诗歌的叛徒，对政治那种独特的兴趣，你能扼杀得了吗？

朱：实际上我是一种矫枉过正的表现，原来更多的是希望通过理想主义改造社会，当年看了很多西方的东西，想寻求开放、自由、民主的思想理念和社会体制，现在不会再通过这种理想，而是想通过更实际的商业